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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为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贡献的前辈们(三篇)
类别:故事 作者:张畔 日期:2020/10/3 字体: 】 阅读:
编者按:珍贵感动而又难忘的故事,让人再次想起那些战火纷飞的年代。

我的戎马生涯

被采访人:郑文斌???????撰稿人:张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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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郑文斌,1930年12月出生在通辽市开鲁县黑龙坝乡榆树林子村,后搬到阿旗新民乡光明村。全家五口人,靠父亲一人给地主扛活为生。常常是:吃不饱,穿不暖。
我九岁到十四岁在光明村小学读书,十五岁回家种地,十六岁那年阿旗解放,我也自愿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地成了一名战士。
1947年2月,我随部队离开了家乡,奔赴解放战争的前线。
在行军途中,在指导员循序渐进的开导下,我越来越多地明白了革命的道理,知道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为谁流血牺牲。在以后的攻凌源、打彰武、战叶柏寿,我和战友们浴血奋战,英勇杀敌,一次次血与火的考验让我懂得了战斗的残酷,也深深地懂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意义。
1948年秋,辽沈战役打响了。
我所在的团负责攻打锦州被服厂。当时,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战友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了,三、四米深的战壕被敌人的炮火炸平了,一个营的官兵所剩不足百人。但是,我和战友们仍然顽强的战斗着,最后被服厂的敌军终于缴械投降。我也在这次战斗中负了轻伤。
辽沈战役刚刚结束,平津战役便开始了。我所在的部队一营通讯班从天津市北面进攻。当时,正是三九天气,滴水成冰,仅挖工事掩体就无比艰难。战斗打响后,我跟在营长身后,我们一直冲锋在前。战场上,子弹横飞,硝烟弥漫,一发炮弹在我的身边爆炸,炮弹皮割破了我的手,营长让我下去包扎一下,但我却没听营长的,一直坚持到战斗结束。
在这次战斗中,我火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升任班长。
紧接着,渡江战役、衡宝战役,我一直冲锋在前,多次立功。在衡宝战役中,白崇禧号称王牌的四个师将我135师团团包围。我所在的134师受命增援。我们急行军两天两夜,在外围对敌人形成包围之势。我带领两个班的兵力一直冲锋在前,乱了敌人的阵脚,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这次战斗结束后,我立大功一次。
我军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胜利,大大提高了全体官兵的士气。
广西剿匪战斗打响了。
1949年9月23日,盘古战役正是打响。我这时已经当了排长,负责外围。
在这次战斗中,家乡出了一响当当的英雄,我的战友徐汉林同志英勇的牺牲了。
战斗开始前,徐汉林被分配在爆破组,专门负责攻坚任务。因为是老乡,在战斗还没有打响之前,我还和他开玩笑说:
“汉林,你就放心地往前冲吧!我手中的机关枪不是吃素的,你会没事的。”战斗打响了,敌人盘踞在一个地主家的二层楼上,前面有铁丝网下面挖有交通壕进攻十分艰难,先后上去两个爆破组都未成功。该是徐汉林组上去了,我抱着机枪一阵猛烈扫射,压住敌人的火力,眼见着徐汉林靠近了敌人的碉堡,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却不见徐汉林有什么动静。不好!坏了,徐汉林把导火索弄丢了。敌人的机枪疯狂地向我军扫射,战友们一片片地倒下。徐汉林急了,就见他从腰中摸出四颗手榴弹,快速地捆在炸药包上,用力一拉环,“轰”的一声巨响,敌人、碉堡全部飞上了天空,硝烟弥漫。我军乘势冲了上去,夺得了敌人阵地。
我看见徐汉林炸没影了,急红了眼,端着机关枪发疯似的向敌人扫射,和战友们一起寻找徐汉林的尸骨,但我们找到的是英雄不完整的躯体......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战场上那血肉横飞的情景的时候,心里就感到万分难受。
1950年,朝鲜战争打响了。
我带着一连官兵跟随大部队入朝作战了。我们从安东入境,一直打到“三八线”,经历过大大小小几十、上百场战斗,严寒、饥饿、枪林弹雨锻炼了我们的意志,我们成了一支中国铁军,走到哪里那里就胜利。一直到1958年,我们最后一批撤军,我也从朝鲜跟随师部转到兰州。
1959年,西藏达赖喇嘛发动叛乱。我受命奔赴西藏平叛。

西藏是个名副其实的雪域高原,海拔高,空气稀薄,呼吸困难,行军艰难,加之遍地冰雪,无路可走。于是,我就带领战士们趟雪辟路,爬越雪岭,做先头部队。在西藏平叛著名的“二号”战役中,我们连负责二号地区的侦查任务。

进驻这个地区后,我充分发动当地群众,缜密侦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彻底搞清了敌人的情况。一天夜里,我带领四个加强班的战士包围了土匪的据点,围而不攻,围而不打。我叫向导向敌人喊话,敌人迫于我军的威力,60多名土匪向我们举手投降。我们把土匪抢掠当地百姓的牛马交还了当地百姓,收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当时,我们从匪徒口中得知其余残匪的去向,摸清了情况,为大部队的到来、取得“二号”战役的胜利创造了前提条件。在追击残匪过程中,一个冷枪打过来,我的八班长牺牲了。平时,我和八班长的关系最好,他的牺牲,让我悲痛万分。在战场上,我用望远镜快速地四下搜寻,终于发现敌人龟缩在一个山洞里。于是,我率领全连人马把山洞严严实实地围住。由于冰雪太滑,山坡太陡,无法向洞里进攻。我下令战士找来绳子,我、副连长,还有4名排长腰中系上绳子,把人吊在洞口,向洞里投掷手榴弹,一阵狂轰滥炸,把敌人全部消灭在洞里,这些残匪大部分都是逃亡的土匪头子。


西藏平叛“二号”战役胜利之后,西藏平叛也基本结束了。
为了巩固平叛成果,我和我的连队在西藏驻守了二年,和当地藏族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
后来,部队换防,我和我的部队先后在南充、重庆、长沙、云南等地驻防,最后落脚到河南省的焦作市,我也荣升为33980部队司令部参谋长。
在部队期间,我立大功6次,3等功2次,小功2次。
1971年4月,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以“三支两军”的代表身份驻进焦作市委,任副书记、矿物局党委书记。当时,“文革”风潮还比较浓,造反“有理”还占上风,好多老干部还在挨整。我看不惯整人那一套,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军队的威望,有意识无意识地保护了当地一大批老干部。
时间倥偬,岁月如梭。
1978年12月,我因病向组织递交了离职休养申请,回到了阔别30多年的家乡阿鲁科尔沁旗,在天山镇安家落户。
一别家乡就是三十年。家乡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让我倍感亲切,让我热泪盈眶,更让我感动的是家乡的领导和父老乡亲对我的关爱和照顾。
回到天山后不久,我便被旗教育局?、天山一中?、天山三中、天山实验小学等单位邀请去给教职员工和中小学生做报告,讲革命战斗故事,讲徐汉林烈士的故事。我常对人们说:
“现在的生活好了,人们不再关心以前的事情了。但是,你们年轻人应该知道和懂得现在的幸福和和平是怎么来的,要知道珍惜它。”
这些年来,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我们伟大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周围好吃懒做、不思进取和对形势认识模糊的人,唤起他们对新生活的热爱和敬仰。我对他们说:
“过去,我只是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做了一点贡献。现在,我手下的兵,有的已经做了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那是社会需要他们。作为普普通通的人,我们都应该活得明白,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清楚自己的价值所在。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应该脱离群众,事实说明: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比起我牺牲的战友们,我们是无比幸运的。”

大半生的战斗生涯,练就了我的坚强意志,跟党走,一切为了人民的决心一直都没有动摇过。唯一让我心有不安的,就是老伴跟着我转战南北,吃了不少的苦,受了不少的罪。
这一辈子,我和老伴李淑华共生育了四子一女五个孩子。几十年来,我在职和不在职,都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关系为家庭和子女们谋过私利,孩子们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他们中有的当了国家干部,有的当了工人,有的自食其力自谋职业在社会上闯荡,虽然没有给国家和人民做多大的贡献,但他们遵纪守法,紧跟时代潮流,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这是让我感到自豪和骄傲的。
为了,减轻儿女们的生活压力,填补家用,有一段时间,我和老伴重返焦作,老伴摆地摊卖菜,我给人家站柜台。
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在南方工作的老战友在我站柜台的商场见到了我,惊讶不止,问我为什么干这个。尴尬之余,我对他说:
“过去是革命和国家需要,现在呢,是社会和人民需要。”
我现在还认为,当时对老战友说的这句话不是在搪塞他。
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共产党人的使命就应该让我们永远这么做下去。
郑文斌:出生于1930年12月16日,汉族,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人,初中文化。1947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12月离职休养。历任警卫连通信员、班长、排长,团部见习参谋、副连长、连长、营参谋长、营长、副团长、团长,焦作市委副书记、焦作矿务局党委书记,离休时任师副参谋长。曾荣立大功五次、三等功两次。

从艰难困苦岁月中走过来的父亲

口述人?:张艳荣?王兰祥??撰写人:张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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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的名字叫张子孝,1922年9月3日出生在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黑龙坝乡清河村,1932年随爷爷搬到阿鲁科尔沁旗绍根镇燕窝村定居。
父亲只在开鲁县黑龙坝乡清河村读了三年私塾,文化程度不高。
当时,爷爷的家境不好,刚满十岁的父亲就给地主放羊、放牛,稍有年长,就到庙上、大田里犁田锄地,干着最繁重的体力活。
1987年旧历五月初七,父亲因第三次脑中风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们把他的尸骨埋葬在他为之奋斗的、生活大半生的天山镇西山坡下一处向阳的地方,鸟瞰着东南方向,那是老家绍根——父亲生前多次提及死后要长眠的地方。也许只有这样,他的内心深处才能得到平静,一生才能得到圆满。但是,我和姐姐商量后,最后还是把他的尸骨埋葬在天山镇的西山上。
父亲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
  ??父亲有一个无比苦难的童年,十分悲惨的少年。可是他没有屈服,没有失望。
  1922年9月3日,父亲出生于开鲁县黑龙坝乡清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一大家子人,三世同堂,住的是茅草房,无钱无粮,缺衣少食。寡妇曾祖母刘氏,带领着三个儿子、媳妇、孙子、孙女艰难度日。祖父在家中行三,父亲的大大爷、二大爷也没念过什么书,也都是在土里刨食,各自娶了媳妇后各顾各的家,好年天收,也只能混得炕暖肚圆。后来,父亲的几个叔伯兄弟都带着家眷到通辽等外地谋生,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着实不容易,听说有的亲戚让国民党抓了壮丁,受尽了苦难和折磨。多少年来,大家彼此也不走动,族内也断了亲情。想来,心里很是愧疚。
当年,父辈们靠在外扛长工,打短工,一年到头,挣不了多少粮食回家。祖父身体不好,无力干动重活,只能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个针头线脑的,养家糊口。父亲十三岁那年,也去给地主干活,出的牛马力,吃的猪狗食,常常受冻受饿,挨打挨骂。后来,又到庙上干活。大概是在1943、44年左右吧,庙上的树被人偷了,怀疑是我爷爷干的。于是,庙上就不由分说地把爷爷抓起来,吊在房梁上用鞭子抽打,父亲和那些人理论,也遭到了毒打。从此,父亲憎恨万恶的旧社会了,立志要出人头地。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解放。分了田,分了房,分了牛羊,分了粮。父亲,白天又高高兴兴去学校上学,认真听老师讲课,晚上就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跟工作组批斗恶霸地主,跟党组织学习革命道理。父亲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顽强挣扎,大胆探索,终于寻找到了革命工作的机会。
1947年,父亲在德区党的组织帮助下,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改工作,当年被选为爱根庙村村长。半年后,就被调到德区工作,任公安干事。
  父亲在如火如荼的青壮年时代,艰苦奋斗,流血流汗,把壮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当时住在绍根镇的燕窝村,在台河的边上,村子不大但却住了张姓的一大家子人。
??????父亲一生就养育了我们姐妹两人,姐姐和我。母亲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我和姐姐都是奶奶和叔叔婶婶们拉扯大的。
???从我记事起,很少能见到父亲,因为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
???????父亲和我们一直是离多聚少,偶尔回来一次也是来去匆匆。
???记得,有一次父亲骑了匹大白马,穿了身黑色的衣服还斜背了一支驳壳枪,显得很是威风。从那时起在我的幼小心灵里就深深的敬佩起我的父亲。
??????记得,在我七八岁刚刚懂事时,长时间见不到父亲很是想念,奶奶理解我的心情就叫二叔送我到天山去见父亲,那时的交通极不方便,我和二叔坐牛车走了整整一天的路,到晚上才赶到父亲工作的地方——天山口区。当时父亲任区委书记。当父亲见到我们时那高兴劲就甭提了!赶忙叫警卫员给我们上茶倒水,警卫员也忙得不可开
交。

????几年以后,父亲的工作有了调动,到旗委做组织工作任组织部长。随后,我们家也就和父亲一起住进了旗委大院。
??父亲不论从工作上或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同吃同住。
????文革期间父亲也受到了冲击,一度还停止了工作。由于父亲性格开朗,始终以一颗对革命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从没有消沉过。
????父亲的工作极不稳定,经常的调动。
??我记忆最深的是在建设白音花水库时,他曾担任过水库建设的总指挥,整天和民工们在一起摸爬滚打。父亲除对工作勤恳认真外还不无诙谐幽默风趣。有时在开会前为了活跃会议气氛,常常带领大家一起唱歌,如:《小河的水清幽幽》。虽然不在调上,但能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进而活跃了气氛又增添了会议效果。
????文革过后,父亲恢复了工作但调动频繁,先后到白音花、新民、岗台、交通局等基层工作。
不管工作到哪里,父亲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无怨言,?真正地体现了一个老革命者“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
  父亲24岁参加革命工作,当时国内战事不停,政权还不稳固,国家百废待兴,急需管理人才。父亲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自愿投身到革命阵营中来。后来听说,他历尽千辛万苦,有时骑马坐车,有时步行翻山,冒着黄沙风雪,顶着饥渴寒暑,一会和国民党军队周旋打仗,一会与叛匪交火,枪林弹雨的,实在是用宝贵的生命在当赌注。
1961年左右,父亲调到白音花水库工作,任白音花灌区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开始了组织全旗民工兴建白音花灌区大会战。
据当年参加会战的老人们讲:父亲身先士卒,与旗水利队长刘希奎(外号“刘水怪”)起早贪黑地搞测量,拿方案;风里雨里和民工抬大筐,挖土方,举全民之力,新修主干渠43.5公里,改造旧干渠5.67公里。在灌区的兴建中,边施工边引用水库水进行灌溉,灌溉旱田4000亩,水田1.2万亩,为阿旗的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几十年如一日。
父亲对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也从来没有退缩过,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来克服和解决。
在人生的长河里,几十年仅仅只是弹指一挥间,而在人生的旅途上,又是多么的漫长啊。尤其是在那个艰苦的岁月,几乎等于是从地球的一个起点爬行到了地球的另一个终点。父亲始终不渝的地在人生的道路上,坚强的奋斗着,朝着自己既定的目标,艰难的跋涉着。从不言苦,从不叫累,从不怨天,从不怪人。有的时候,他一个人从这个乡又调到那个乡,孤孤单单地一个人生活,十天半个月也难得回一次家,他就好像一个探险者,在荒无人烟的大沙漠里,把生死置之度外,伴随着日起月落,风停雨过,终于走到上了自己一生都在追求的事业高峰。父亲在那么短暂的时间里,由一个贫苦青年,转成了国家干部,成为了共产党员,由一个区公安干事到区委书记、统战部长、水利局长、公社党委书记等职务,一路走来,父亲既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也成就了儿女们的辉煌;既报答了共产党的恩情,也报答了全旗各族人民;既没有辜负自己贫困的祖宗父辈,也没有辜负自己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既经历了一个又一个风云时代,也保全了一个又一个幸福家庭。父亲,你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你是子女的领路人,是事业的拓荒者;家国天下,你顶天立地,平凡一生,你成就伟大!
您坚强的性格值得我们崇拜,您执着的追求值得我们敬佩。
  回望父亲走过的漫漫长路,聆听父亲经历的坎坷故事,有多少艰难困苦,有多少暴风骤雨,有多少天灾人祸,有多少妻离子别,已经都成为了过去,变成了他的一头白发,变成了他身体上永远不能愈合的伤疤。??
父亲从来不愿意提起的,也从来不会忘记。他所经历的磨难永远不会改变,他所刻骨铭记的事情不会从记忆中抹掉。

父亲坚定的走向光明美好的新社会,走向高歌猛进的新事业。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工作最艰苦的岗位去。保卫红色江山,保卫胜利果实,建设崭新国家,报答党的恩情。
父亲一生的成就,开启于他这一关键的抉择。事实证明,他的头脑是无比清醒的,抱负是非常远大的,追求是特别坚定的。

????父亲一贯是非分明,光明磊落,坚持原则,爱憎分明。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父亲身为岗台乡党委书记,实事求是地在乡政府大院写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申明本人不参与派性,不参加文攻武卫,不挑逗群众斗群众。当时的红卫兵,造反派,看了后十分不满,冲到单位,穷凶极恶的揪出父亲,大会小会不停批斗,以“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罪名让他“靠边站”,叫他白天打扫垃圾,晚上在机关打更,再后来叫他下乡劳动改造。对此,父亲没有屈膝求饶,也没有逃跑自杀,更没有说假话、捏造事实讨好陷害好人。他始终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乌云过去有太阳。他在这个天下大乱,人人自危,形势对自己十分不利的紧要关头,想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国家利益,单位安全。文化大革命闹得那么凶,打死打伤那么多无辜领导,许多人只求自保,“不敢乱说乱动”,更不敢站出来伸张正义,批评错误,有的人连工作也不要了,跑到外地躲藏起来了。而父亲却不怕孤立,不怕坐牢,不怕打砸抢,坚持工作,坚持抗争,坚持讲真理。为了国家利益始终站在风口浪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见了困难就上。做到说的少做得多,责人少律己多,不搞团团伙伙,不拉帮结派。我们都明白,父亲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之所以没有被坏人整死,得益于他的贫寒出身;得益于他的为人处事正派;得益于他的一身浩然正气。我们做女儿的,只能望其项背,永远不可能超越父亲。
  父亲的眼光是远大的;胸怀是宽广的;态度是乐观的;希望是满满的。无论何时何地,无论顺境逆境,从来没有见他流过泪,从来没有听到他骂过人。
造反派也拿他没有办法,最后只得给他放假回家呆着。也好,于是父亲回到老家绍根燕窝村,为了乡亲们吃饱肚子,多打粮食,他把多年攒的一点积蓄全拿出来,买来铁锹、镐头、斧头、锤子、筐子、推车子等工具,带领乡亲们挖渠、平整土地。大概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吧,父亲他们愣是在平地上挖出了宽8米、深2米、3公里长的大水渠,修了3道水闸,把台河水引进了全村400多亩农田里。从此,家乡第一次有了旱涝保收田,乡亲们的肚子也渐渐地填饱了。
我至今都不敢忘记,在那动乱不安、自己的前途难料的情况下,父亲省吃俭用,将每月仅有的几十元元工资,分成三份,一份给爷爷奶奶,一份给我和姐姐,而他自己仅留极少的一部分。
??父亲常常对我们说:
“这辈子呀,我虽然做过一些后悔的事,但跟着共产党走,是我这一生最正确的选择!没有共产党,不可能有咱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她是咱们穷人的大救星,她的恩情咱们可不能忘啊!”
愿在天堂的父亲有灵,保佑我们幸福安康!
张子孝:出生于1922年9月3日,卒于1987年6月2日,汉族,内蒙古开鲁县人,初中文化。1947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7月1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6月23日离职休养。历任阿旗德博勒庙区助理、区委副书记,天山口区区委书记、旗直党委总支书记、旗委统战部长、旗农林水利局局长,新民公社、岗台公社党委书记、旗运输公司站长,离休时任阿旗交通局转运站主任。1983年9月15日经批准享受副处级待遇。

口述人简介:
张艳荣,张子孝之女,辽宁省丹东市冶金机械厂子弟中学教师,现已退休。
王兰祥,张子孝之婿,辽宁省丹东市冶金机械厂厂长,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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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平平淡淡的一生

被采访人:葛瑞敏??撰写人:张畔

????我叫葛瑞敏。康德元年(1931年),我出生在辽宁省朝阳县王家沟村。八年后,因为当时的朝阳地区粮食奇缺、物价高涨家里的生活极端艰难,日子难以维持,父母才把家搬到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乌兰哈达乡温都和村。1940年,我才有机会在本村上小学读书。
那时的阿旗隶属伪满洲国。
父亲给地主耪青,母亲做家务。全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家中四口人全靠父亲一人给地主扛活维持生活。一直到1945年8月,日本鬼子宣布投降,伪满政府在阿旗灭亡,我们穷苦人才得以翻身解放。
1946年1月,在中国大革命洪流的感召下,我以无比的激情参加了阿鲁科尔沁旗汉民自治科,当一名小战士。当时,党的组织和党的武装还没有公开,一切都是很神秘的。阿旗第一任旗委书记是惠北海,汉民自治科也只有30来人,和我一起参加的有任明杰和辛广财。站岗、放哨、训练马匹,紧张有干劲。记得当年来了一队八路军,带队的就是惠北海政委,南方人,对人很和气。另外还有两位部长,也是南方人,一个姓邢的秘书,大概有八、九名老同志,其余的都是像我一样新招上来的。刚刚成立的旗人民政府的人员也大多是从伪满人员过渡过来的,成分较为复杂。我刚参加革命工作一个月后,就有人投敌叛变了。
1947年元旦前后,叛匪和国民党军队要偷袭天山的消息传来,惠北海政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做好战前准备,并派我和另外一名会骑马的战士给驻扎在林东的内蒙古蒙汉联军司令部送信。首长们根据叛匪流向情况,为了安全着想,让我们绕道天山西南方向的巴彦包特走隆昌去林东送信。我们刚刚到双胜地界,就有当地群众给我们报信说,巴彦包特南边已经黑黑压压地压过来国民党兵,这让我们不得不按着原路返回,冒着风险从小孩梁南边的山空子间穿过,终于把叛匪和国民党军队袭击天山的信息送到了林东蒙汉联军司令部,最终取得了天山保卫战的胜利,为赤峰地区乃至全东北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一年,我才十六岁。
1947年二、三月间,我被调到阿旗刚刚成立的税务局,给局长韩振洲当勤务兵。大概是在当年的四月份,我跟着韩局长去林东分局开会。当时,叛匪和国民党军队四面流窜,形势相当严峻,大战随时可能发生。内蒙分局人员奇缺,韩振洲局长叫我留在林东给刘宗绪局长当通讯员。刘宗绪等首长大多是南方人,不会骑马,于是我就教他们骑马,工作紧张又有活力。首长们待我非常好,有时想家一热乎也就过去了。随着四野在东北战势的进展,赤峰地区的形势也是越来越好。
1948年春,我跟着刘宗绪、韩振洲二位局长的热河省税务局行走在赤峰地区的六大份、平庄、宁城等地,当时的赤峰地区正和国民党军队进行拉锯战,有的时候战斗打得很激烈。不久,刘、韩二位局长调到省政府工作。按当时规定,在省政府工作的处长、局长不准配备勤务兵。于是,首长们商量,把我分配到热河省稽查处的稽查队当稽查员。刘宗绪、韩振洲二位局长调到省粮食局,从此再没有见过二位首长,后来听说他们都当了厅局级高级领导干部。
在热河省稽查处工作半年后,又把我和赵国祥科长、陈荣贵等人调到建昌县稽查分处。几个月后,建昌县稽查分处移交给辽西省管辖,把我和赵国祥调到凌源县税务局,赵国祥任局长,我先后在该局任稽查队长、股长、所长等职务。领导们考虑我念过几年书,在当时也算是个“文化人”,所以就把税务局设计、刻印票据的工作交给我负责,一干就是三、四年。
1955年,我再一次被组织派送到省里干部学校学习,回到凌源县税务局不久被任命为副局长,开始做行政工作。
风风雨雨,磕磕绊绊,在凌源一干就是10年。
1964年4月,我在阿旗委副书记王玉琢同志的帮助下,调回天山工作,在旗人委人事监察局当科员。那时,人们不过分讲求级别、待遇,只要能为党和人民工作,能实现个人的意愿,工作和干劲都是没法挑剔的。
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里出生的穷孩子,从1946年元月参加革命工作,到1964年4月几经周转又回到阿旗工作,使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不懂事的农家小子成长为革命干部,所经历的火与血的考验,接触过的人,所学的知识,使我逐步成熟起来,跟党走的决心更加坚定,为党和人民谋幸福的初衷更加强烈。工作上,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生活上,用一个党员干部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大公无私,乐于奉献,疾恶如仇。
记得在凌源县税务局工作期间,有一位同事借工作之便,偷拿我们局严格控制的票据换取生活用品和钱粮,被我知道后,向组织检举了他。当时,正赶上国家大搞“三反”、“五反”运动,那位同事被组织以“贪污”论处开除了公职。当时,我的内心里也很难过,没能及时教育挽救好自己的同志,但是,我对坏人坏事一直是深恶痛绝的。
1964年回到阿旗后,我先后在旗人委人事监察局、旗农机供应站、农机局、农机研究所工作,有的时候书记、站长、所长一肩挑,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也不知道苦和累。我刚回到阿旗时,正是国家闹自然灾害的恢复时期,全旗农牧业生产条件极其落后,尤其是农牧业机械化还等于零。于是,旗领导让我牵头,分别从金融、商业、物资和国营农牧场等部门抽调人员组建了阿旗第一家经营农机具的农机供应站,我当书记,又是站长。全旗自筹资金10万元,其余全是国家无息贷款,主营大车、拖拉机等等大型农牧机械,分配给国营农牧场和乡、苏木,几年下来,固定资产达到上亿元,为阿旗的农牧业机械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旗里成立了农机局,组织上又把我调了过去,负责全旗农牧机械的购进和调配。
因为工作需要,1979年元月我被调到荞麦塔拉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10月调新民乡党委任组织委员,1983年6月离职休养,回到乌兰哈达乡温都和村生活。说实在的,吃了几十年的公家饭,在机关单位呆的久了,乍一回到村里,开始真的有些不适应,孤单难耐,时间难以打发。久而久之,便也顺过架来了。时间一长,我和左邻右舍,村里的父老乡亲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和兄弟,喝东家的酒,吃西家的饭,大家就不分彼此了。但是,在私下里让我惴惴不安的是村里的乡亲们穷人多,富人少。那时,搞家庭联产承包不久,家家户户虽然都分得了一份责任田,口粮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村里的百分之九十的户还没有钱花,若是谁家有个天灾病业的,都得被逼得上树爬墙。我吃着国家供应粮,离休金虽然只有上百元,但在村里也算得上有钱的户了,加上我是离休干部,吃药打针国家全报销。为此,家里人也错打过主意。
那一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
当年,大儿媳妇过门还没有几年,我就早早地叫儿子他们单独另过。有一天,是乡里赶大集的日子。大儿媳妇早早地来到我家,伙同老伴偷走我的优待证和医疗本到乡卫生院开出了一百多元治疗妇科病的药。我知道后,对老伴动了手,又逼着大儿媳妇到乡卫生院退回了那一百多元的药,害的大儿媳妇几年不和我说一句话。
日子就那么一天天过去了。也不知从何时开始,村里做生意的人开始多起来,穿的戴的也是越来越花样翻新。但是,村里还是很穷,村四周的山岭也是光秃秃的,山洪泛滥,小偷小摸、违法乱纪事件也经常出现,民心散漫,社会风气不正,让人十分担忧。
改革大潮波澜壮阔。
不知不觉,时间走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全旗掀起了以农田水利为基础的基本建设大会战。我生活的温都和村也不例外,一场恢复地力、改造生态环境的全民会战想旋风一样席卷全村的角角落落。旗里号召老百姓在自家的水浇地上搞四米畦田,在光秃秃的山岭上挖水平沟、鱼鳞坑,在荒坡上种树种草。

大会战刚开始的时候,由于群众认识不足,动员会开了,制度也订了,就是没有人上工地劳动,急得村里的干部干骂娘。乡党委书记梁河来了,旗委书记李双临也来了,他们找到我和村里旗乡工作队一起想办法,再次发动群众,并有我牵头,成立了由老党员、退休老教师、老干部组成的大会战督战队,挨家挨户做工作,一个人一个人落实任务,使得全村大会战在极短的时间内掀起了高潮。同时,还利用工余时间组织党员、团员帮助劳动力少任务重的家庭完成会战任务。
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全村把所有的水浇地都改造成高产稳产四米畦田,周围所有的山岭都挖满了水平沟、竹节壕和鱼鳞坑,真正做到了水不下山,土不流失。广大群众也开始围绕市场搞种植,宜牧则牧,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家庭收入一年比一年好,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今年,我已经91岁了。
我们的共和国已经走过了风风雨雨70周年,改革开放也已经走过了40年。祖国的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的生活,蒸蒸日上。

每当我回忆起自己70多年来的革命斗争历程,总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我们建设了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走出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我们为全中国人民谋幸福,我们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呕心沥血!
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无比幸福和骄傲。
葛瑞敏:出生于1930年5月1日,汉族,辽宁省朝阳市人,初中文化。1946年5月5日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6月20日离职休养。历任阿旗区小队战士,旗税务局警卫员、巴林左旗税务局稽查员、热河省税务局科员,凌源县稽查处稽查队队长,阿旗人委人事监察科科员、荞麦塔拉委员会副主任,离休时任阿旗新民公社党委组织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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