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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过往中的那些是是非非 大理潘正伟
类别:故事 作者:大理潘正伟 日期:2019/3/10 字体: 】 阅读:
编者按:一件沉睡多年的历史事件得以展示,个中的真相再次展现给世人。

    1930年2月23日,在江西永新县城,袁文才、王佐死在了自己人的手中,其部队被改编。这件事迅速传遍了湘赣边界,在国共双方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惊动井冈山各个角落。

袁、王事件发生后,袁文才、王佐的余部,包括井冈山的客籍党员、干部与群众,都感到巨大的愤慨和不服。许多人认为这是土籍领导们做下的坏事,公报私仇,是为了打击客籍人。于是,他们提出要向上级党组织控告,由上级来评判是非,给死者一个说法。

3月初,袁文才的部下谢角铭、谢益谋、陈次谋、曾李生,联名客籍党员干部刘克犹、朱开卷等16人,写了一封给彭德怀并转赣西南特委和军委、各路行委、各党部的信,希望上级能主持公道,为袁、王等人的死亡作出严正处理。他们认为特委“设此圈套”,将“袁、王等包围处死”,“殊令人犀疑满腹,切齿痛心”,是“不正确之执行”。信中恳切地表示“舍共产而无他从”,“若得奉命,自当然加倍工作”,“期待上级之明了我们苦衷也”。

当时以信件的方式向上级反映湘赣边界特委诛戮袁、王事件的严重错误,符合中共党内组织程序原则,也反映了谢角铭等人对彭德怀的信任。但最后结果与他们的期待大相径庭,因为包括彭德怀在内的上级党组织,并没有派人向他们作出任何形式的解释或安抚死者。相反,在当时的各种宣传口径上,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一致认为袁文才、王佐是革命的敌人,罪有应得,理当诛杀。这样一来,袁、王旧部觉得咽不下这口冤气,从心理上无法理解和接受这一现实,对这一结果无法接受。许多客籍民众也感到非常痛心,有的甚至对共产党进行重新审视,原来都认为共产党不错,可这不禁使他们在心里产生动摇:共产党胡乱地自己人杀自己人,由此对共产党的信任也产生怀疑与仇视。

在国民党方面,国民党则借题发挥、大做文章。湘赣边界各县的反动政府和地主豪绅阶级,则看准了这一机会,利用各种途径造谣生事,大肆离间袁、王旧部和客籍民众与中国工农红军之间的关系。茶陵、宁冈的土豪劣绅派人在很多乡镇贴出了“反对共产党过河拆桥”、“反对共产党恩将仇报”之类的口号。宁冈、遂川两县的国民党政府派人来井冈山,给农民免费送来了粮食、食盐等物资,甚至还有耕牛,尤其对袁、王旧部排长以上的家庭给予更为优厚的“抚慰”。

由此,因为中共上级组织的不理会,国民党政府又不惜财力的抚慰,人心发生了转移。3月中旬,袁文才旧部以谢角铭为首,将一直关押的罗克绍放走。几天后,见西路行委仍然不理不问,众人心感失望至极。3月下旬,谢角铭联络王佐部下王云隆,联名给湘赣两省政府“电告反赤”。两省政府分别于第三天派出“抚慰大员”来到宁冈砻市,策划袁、王旧部的“反共大业”。

4月上旬,宁遂边防保卫团在茅坪成立,谢角铭为团总,王云隆为团副。保卫团以袁、王旧部为主,又招收了200余名团丁,加上国民党吉安驻军拨来的一批枪弹,使保卫团扩充到700多人枪,实力与以前的红四军第三十二团不相上下。保卫团分别驻守茅坪、茨坪、大小五井等山区,在客籍民众中实行反共产党的军事化控制,掌控了红军曾经苦心经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保卫团基本上控制了井冈山区域内的客籍民众,控制群众通风报信,与红军为敌,导致了红军寻机夺回井冈山的几次努力都先后以失败告终。

袁、王被杀是中共早期革命历史上发生的一起冤案。建国后,袁、王两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前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回忆说:“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打吉安时,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他。他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解放后,大概是在1950年,那时我任江西省委书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江西工作情况的时候,有时也还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还是认为杀袁、王是杀错了。”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还特意会见了袁文才、王佐的遗孀,对袁妻谢梅香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当时造成错杀袁文才、王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五个方 面:

一、当时党内一些“左”的政策,是造成袁、王被错杀的首要原 因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通过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 除。让土匪深入革命队伍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六大”精神传到井冈山之后,永新县委书记王怀、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等人,主张把袁、王杀掉;毛泽东等人则坚决反对,最终还是统一到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上来。

二、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的影响,是造成袁、王被错杀的重要原因 ,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是存在于边界、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迁移来的客籍人之间有着很大的“界 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械斗。客籍人从闽粤边界,沿湘赣两省边界至鄂南,约有几百万人。客籍人来得晚,只能占据相对比较贫瘠的山地,被占领平地的当地土籍人所压迫,素无政治经济权利。大革命失败后,在湘赣边红色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矛盾纠纷,而以宁冈最为严重。在当时的井冈山地区,大约20%的土籍占据了大量的土地, 80%的客籍被迫成为佃农,受到土籍豪绅的压迫。而袁文才、王佐出身“绿林”,作为客籍民众领袖和客籍利益的保护者,得到广大客籍民众广泛拥护。可是,由于宁冈的土客籍矛盾由来已久,且结怨深,袁文才、王佐作为客籍革命派首领,在革命初期与龙超清、朱昌偕、王怀等土籍的永新县委及边界特委领导人之间关系还是很好的,袁文才的入党介绍人就是龙超清。但袁、龙等人都没有超脱于当地的土客籍之争,相处时间长了,他们之间的摩擦与纷争愈演愈烈,遂有“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之说。毛泽东上井冈山后,采取了组织措施,化解矛盾,将龙超清调往莲花工作;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副参谋长,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于1929年初随红四军行动;将何长工调任宁冈县委书记;同时,对边界县、区委干部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毛泽东率主力红军离开井冈山后,1929年下半年,湘赣边界特委与袁、王矛盾开始恶化。

三、袁、王自身的不足及其部队的一些不良习气,是导致事态恶化的主要诱因,袁、王及其部队虽然已被编入红军,但长期的绿林生活对他们的影响很大。 许多人过惯了自由散漫的生活,组织观念淡薄, 纪律松驰;袁、王两人性情高傲,只信仰个人,不相信组织,看不起宁冈当时的县委书记龙超清和永新县委书记王怀,认为他们二人年纪轻、本事不大。因此,他们之间有矛盾,有隔阂。袁、王曾当着部队和特委县委的面说过“毛委员有帝王之相,是个中央之才,跟着他是有出息的” 、“我只听毛委员的”,为了把毛泽东留在井冈山,他们主动做媒,促成贺子珍嫁给毛泽东。袁文才本已随毛泽东率部队下山,却中途私自离队回到井冈山, 虽接受了组织处分,但对队伍仍有影响,特别是对策反罗克绍这样的大事,既不请示,又不商量,擅自行动,违反了组织原则。当然, 这些问题不至于要杀掉他们。 1929年2月袁文才从赣南擅自离开部队跑回井冈山,袁文才、王佐领导的部队不服从地方党组织的调派,纪律松懈。杨克敏在报告中提到:“袁、王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个性很强,不接受批评,边界因此称为‘特殊党员’ 。他们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最后发展到要武力解决的地步。而且,袁、王作为客籍民众利益的代表,在处理土客籍矛盾时,始终难以超脱,最后导致与土籍的边界特委负责人直接对立,也为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四、中央巡视员潘心元的武断决策,作出了用军事手段处理袁文才、王佐的决议,这是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1929年下半年,潘心元作为中共中央委派巡视员到湘赣边界巡视工作。潘和袁、王都没有谈过话,仅根据他近半个月的巡视,就轻信边界特委、县委的意见,在遂川于田联席会议上,通过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议。

五、红五军领导人轻信了特委的错误意见, 未作深入调查便草率派兵解决袁、王,对事件的发生也负有一定责,当时,袁、王两部加起来有700余人枪,其战斗力与红五军不相上下。湘赣边界特委知道,倘若用武力对付,非但达不到目的, 弄不好还会反受其害。于是制定策略,一是调虎离山,将袁、王诱至永新县城下手,二是借助红五军的力量。恰在这期间,红五军停驻在安福、永新边界地方。湘赣边界特委向中央和红五军领导人彭德怀反映袁、王的问题,有些问题并不是实事求是,但由于各种原因,彭德怀轻信了片面之词,同意借兵给特委解决袁、王。如果红五军领导人能深察当时边界党和红军内的复杂情况,也许就不会听信特委的不实之词了。彭德怀后来回忆道:“朱昌偕来我们军部,向军委报告情况。他们说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袁、王事件发生多年后,在多数人的印象中,朱昌偕一直被大家指责,说他携私报复,是杀害袁、王的凶手,甚至朱昌偕后来遭遇的一些不幸,还有人感到心理上有一丝的慰藉。但大理诗人潘正伟却不这么认为,潘正伟说:“在某些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我们不应该一味地指责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因为,可能大家都是受害者。”

潘正伟说:“袁、王事件发生时,大家都太年轻了,担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朱昌偕只有22岁,中共组建也只有8年多一点。”

从对革命忠诚的角度来说,朱昌偕是共产主义忠实的追随者;是上级命令坚决的执行者,因此,过多地指责朱昌偕的不是,只是某些人对历史的一种无知与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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